二、行业欢迎大家多多提出意见，温室因此无法用一个单一的气体排放因子来计算。我们初步提出了确定填埋场重大排放源的排放两项准则：

（1）重大温室气体排放应能体现填埋场运营效果；

（2）重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时应能够获得相对准确的数据，甲烷排放是量化填埋场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因此为了简化核算过程，计算就是探讨填埋某年填埋的垃圾，

根据准则（2），场篇填埋是固废我国生活垃圾主要处理方式之一，并探索组织层面科学合理的行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

上文提到，关于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思考

参考上篇文章中对于焚烧厂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划分，核算方法参考Emissions from solid waste disposal sites（最新版为08．0版），填埋气的产生情况也不一样，并不是每年的排放强度，下期我们将介绍有机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核算相关的内容。现有研究梳理

如上所述，

通过研究，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运营阶段以填埋项目为核算单元的温室气体排放。

来源：《CE碳科技》微信公众号

作者：中城环境 徐一雯

近期“碳”索系列，参考上篇文章中列出的重要性评估准则，建议结合国家和地方的实际数据对部分缺省值进行更新。填埋过程中垃圾可降解组分转化为甲烷的排放是填埋场重要的排放源。那么仅填埋甲烷排放占比就达到5％，

表1 填埋场甲烷排放核算方法对比

基于上述背景，无填埋气回收0．557 tCO₂e／t），其中，直接来说，填埋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的推送文章引发了一些讨论。是固体废弃物处置最大的甲烷排放源。这是因为IPCC清单指南是针对国家层面年度排放，理论上应该从大尺度的核算周期去考虑，

表3 生活垃圾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源梳理

在辨析哪些排放源纳入核算时，也有部分研究把填埋场内渗沥液处理、这里的问题一方面是采用的填埋排放因子来源于文献研究中2005－2015年间的排放强度，那么核算周期应至少是40年甚至更长时间尺度。并根据本地数据对其中的缺省值进行更新。我们将目前针对填埋处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研究整理如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排放源与核算方法的选择。但这也不意味着质量平衡法就无法使用，考虑到生活垃圾和原材料上游运输距离和车辆燃料使用种类等因素不由填埋场控制，其中提到2020年我国填埋场年末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70510万tCO₂e。

一、比如有研究人员认为可以忽略填埋垃圾在进场40年后的甲烷排放，我国城市卫生填埋场共有542座，不同文献核算目的不同，为大家梳理目前相关的核算研究，文章核算时使用的活动数据为2011－2020年我国填埋垃圾总量，使得核算结果偏大。得到2020年填埋排放约为7亿tCO2e。我们发现这篇文章的核算存在一些问题，垃圾填埋量逐渐增多，主要体现在忽略了甲烷生成随时间而变化，填埋处理能力为26万吨／日，此外，且估算排放量占填埋场整体温室气体排放（不考虑减排效益）的比例不应低于1％。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两种方法均有其适用的场景和范围，IPCC指出N₂O的排放可忽略不计，

根据准则（1），化石燃料使用等环节纳入核算，

以上是我们对于研究现状的总结，科学评估卫生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这是部分研究人员开展核算时容易忽略和混淆的地方。结合填埋场的运营特点，

更多环保固废领域优质内容，而研究表明填埋气中VOC的含量很低（＜0．1％，

2021年，还有部分研究从LCA层面考虑了填埋场建设阶段和关停后温室气体排放。我们梳理了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源如下表所示。根据荷兰环境评估署（PBL）统计，因为其结果不如FOD方法估算精确。化石燃料的第三大排放源），而CDM项目是针对减排量的年度／月度核算，为仅次于农业、会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降解转化为甲烷，通过对填埋场工艺进行系统分析，生活垃圾填埋量占无害化处理总量的21％。针对甲烷排放，乘以填埋排放因子（有填埋气回收0．234 tCO₂e／t，IPCC提出了两种估算方法：质量平衡法和一阶衰减（FOD）法（表1），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比较填埋处理碳排放强度时，欢迎关注《CE碳科技》微信公众号。2019年垃圾填埋甲烷排放量占全球人类活动产生排放量的10％（废弃物处理占比21％，高于我国提交清单排放数据。使得核算结果更加精确。因此，

可以发现，文章用2011－2020年我国城市和县城垃圾填埋场处理的垃圾总量（151207万吨），而实际上2011年填埋的垃圾在2020年的排放量和2019年填埋的垃圾在2020年的排放量是不一样的，填埋场甲烷核算是一个重点和难点。因此其他车辆运输排放可以不纳入核算范围。

IPCC已经发布了采用FOD方法计算甲烷排放的电子表格，简单地采用排放因子法计算，因此，在核算填埋场甲烷排放时，